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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的博客

----特立独行的思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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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学者

旅美学者,以对制度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系《中国不一样》《制度经济学新视野》《中国知识分子批判》《中国热》等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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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人们为什么讨厌“公知”?  

2012-07-16 08:0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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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知”即“公共知识分子”。有人认为,“满足这两个条件就是公知;1、足够出名, 2、经常对社会公共事物发表看法”。又有人认为,“公知是抱着大树喊砍树的人”。“公知”到底有没有真伪?又如何辨别?

近日,北大校友周濂先生写的“当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财新《新世纪》2012年7月9日)一文,对“公知”问题作了精彩的分析。但是,由于周濂先生囿于既定的自由派立场,并且不能深入到文化的背景去解剖问题,所以,他的分析常常欲言又止,许多结论也往往似是而非。

       本文主张,不要急着先给自己设定立场,应该先彻底弄清“公知”的本质,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偏好去选择立场。

       我们先来看看周濂文章的精彩之处:“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像先知一样告诉他人必须做什么的人,也不是‘强化观众之预设、重申并满足观众复杂愿望’的人,而是‘一次次地针对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提出质疑,打碎人们的精神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驱散人们熟悉而接受的观念,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的人。他们当然也同样身处利益纷争的时代,并且不可避免地会被裹挟到利益的漩涡之中,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有着足够的意志和理性往后退一步,尝试着去质疑政府的权威、大众的神话以及自我的公正。”

       周濂针对的是“谋篇博文”,那篇博文提出:“‘公知’的形象被简化成几个漫画式的特征,比方说‘初级公知’需要熟练掌握的概念有七个:自由、民主、人权、体制、宪政、选票和普世价值;‘中级公知’需要天天扫射专制、极权和暴政;而‘高级公知’私下里要占尽体制内的所有便宜,但是表面上要为普天下的老百姓做义务代言人。……‘不管是什么层次的公知,其目标都是一样,那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占据最多的公共资源。’”

       周濂认为:“这种剥落金身、裸露泥胎的暴力解释法,目的就是制造某种刻板的印象,迎合并坐实大众所预期的‘事实真相’。……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看,某些 ‘非公知’绝不比‘公知’更少公共性;从自我赋予的使命和任务来看,‘非公知’更是认为只有自己才代表了客观、公正、理性与良知;由此看来,把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为‘公知’的隐微目的,恰恰是为了争夺公共知识分子的正统地位”。

结果,“非自由派骂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反骂非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内部互骂‘公知’,非自由派内部也互骂‘公知’,草根则说你们全家都是‘公知’……对“公知”的最大指控就是,明明是身处利益冲突时代的“刘安”,却要故作清高地扮演社会的守夜人!”

       可是,如果大家不过都是在维护和推进自己的利益,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周濂提出:“如果单从利益分化的角度看,我不晓得谁是真正活在真空里?利益分化也许是一个分析的角度,但是如果本着利益还原论的思路去解释一切,则未免太过粗疏而且错漏百出。……理想的状况固然是在每一个公共问题上,各方都能基于公共理由进行充分协商并达成共识,但更加现实的做法也许是,鼓励利益代言人为一己之私利充分地提供私人理由,而不必苦心谋划‘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公共理由。事实上,中国的问题恰恰不是利益分化的太过度,而是利益分化的还不够明白、不够彻底、不够公开,如果各种利益集团真的能够开诚布公地发表观点、选举代表,就政治权力和财富分配进行理性的博弈,那么中国的公共空间和政治未来将会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显然,周濂设想了一个“协商民主”的美好结果,然后告诉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人假借公共理性的名义来混淆视听,一定会有人根据政治正确性站队并打压异己。……但……只要目标都是那前行路上的门槛,不管是‘公知’还是非‘公知’,也不管是公民还是草民,你喊号子我抡锤子,你拆地基我运垃圾,都是在拆除门槛,相煎何太急?”

       在我看来,周濂通过展望一个美好未来,而把当下的“公知争斗”问题给取消了。可真正的问题是,即便利益分化足够明白、足够彻底、足够公开,即便各种利益集团,真的能够开诚布公地发表观点、选举代表、就政治权力和财富分配进行理性的博弈,“公知争斗”的问题依然还会持续下去

       所以我认为,周濂在“公知争斗”上的“世界观”是有问题的。因为,“公知争斗”的本质,是通过“品牌竞争”去争夺“意见市场”的“市场份额”,利益分化的程度、透明度及利益的表达与分配机制,根本没有改变“公知争斗”的本质,不同的仅仅是“公知争斗”的方式;通过展望一个美好未来及“相煎何太急”的劝说,根本就是文不对题的“鸵鸟主张”。

       按照这个简单的道理,公知“以最小的代价占据最多的公共资源”,就不是一种什么“裸露泥胎的暴力解释法”。哪个公知大褂底下及背后的东西都是利益,大家的目的都是“制造某种刻板的印象,迎合并坐实大众所预期的‘事实真相’”。更加重要的是,大家都在利用现体制的僵硬和空隙之处,去寻求自己的获利优势。

       按照这个“世界观”,真正的公知固然不是先知,但乌合之众就是喜欢盲从,公知一个正确往往可以遮挡很多错误,所以谁是“真正的公知”其实根本无法判断。“质疑”、“打碎”、“驱散”本身也是一种“意见产品”,所以问题不是“质疑”、“打碎”、“驱散”,问题是谁会相信特定的“质疑”、“打碎”、“驱散”本身就是“真正的”。就是说,即便能够知道谁在“装成先知、哗众取宠”,谁又在“质疑政府的权威、大众的神话以及自我的公正”,我们也很难让所有人都感到黑白分明。

因此,周濂文章的精彩完全是表面化的;问题不是哪种利益更正确,问题是利益冲突根本就不是一个真理冲突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可以用于判定“真正公知”的“一看便知的中立客观标准”。自由派公知确实并不比非自由派公知更高尚,我们只有这样假定,才不至于鼓励有更多的人去冒充自由派公知或非自由派公知。所以,背离“利益还原论”才会导致“太过粗疏而且错漏百出”。

现在清楚了,当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时,真正的问题不是制度背景,真正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讨厌“公知”。人们讨厌“公知”,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特定的“意见产品”,更不喜欢别人的“意见产品”削弱自己或自己认同的“意见产品”及“产品份额”。“意见市场”上没有真理,只有偏好,而偏好就意味着情绪与理性的混杂,意味着情绪能够压倒认识。事实往往被意见所污染,“意见市场”充满了“损招”及“恶招”,永远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和理性的协商

       不幸的是,讨论中的“公知争斗”,还因为中国特色的“小圈子文化”而使是非更加混浊。“小圈子文化”是人情面子的天堂,却是理性原则的地狱;“粉丝”就是“情丝”,“利益共同体”不相信眼泪,更不相信真理所以,中国的“公知争斗”没有出路可找,通过“现体制的僵硬和空隙之处”去确立自己的分配优势,就是所有“公知争斗”的硬道理

       “意见市场”本质上是分割及碎片化的市场,不管是用道德义愤还是意识形态的手段,“意见产品”的生产者及消费者不仅要扩大自己的利益,还要增加别的“意见产品”的成本。所以,“以最小的代价占据最多的公共资源”,就意味着以尽可能少的代价去“媚人数尽可能多的俗”或“仰仗势力尽可能大的权”。不少人把“意见市场”幻想成“思想市场”,可即便存在“思想市场”,也不可能存在所谓“开放的思想市场”。“思想市场”要么受政治逻辑的压抑,要么受费用逻辑的压抑,要么两者兼有之;“思想市场”或“意见市场”是相对封闭的。

总之,很难做到“有着足够的意志和理性往后退一步”,这意味着不从既定立场出发,至少在分析问题时这样做。有一点是明摆着的,动机问题清楚而不必讨论,别人的动机有多肮脏,你的动机就有多无耻,“人格资历”而不是“实质内容”的关注,往往是“伪公知出笼”的明确信号。

仅仅是在利益的尽头,如果能够超脱于“情丝”和“小利益共同体”之上,能够尽可能降低“利益相关度”,能够以尽可能纯粹的逻辑去分析问题,“公知争斗”的真相才有清晰的可能。即便是这样,我所说的也仅仅是一种微弱的可能,它对人的“有限理性”要求太高了。人本来就是愿望而不是理性的动物,人有理性仅仅是因为理性碰巧与愿望重叠

 

作者新书:《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共识网》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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