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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的博客

----特立独行的思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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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学者

旅美学者,以对制度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系《中国不一样》《制度经济学新视野》《中国知识分子批判》《中国热》等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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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脸谱化质疑”如何草率?  

2012-08-13 08:0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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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对莫志宏的“跑题了的研究:透视方绍伟的冷酷实证”一文的回应。自从我用“冷酷实证”分析制度与文化问题以来,遭到的最通常的质疑都是“外部的脸谱批评”而不是“内部的逻辑批评”,莫志宏的质疑包含了“内部的逻辑批评”,却不幸没能避免“为批评而作的批评”。

       莫志宏认为“冷酷实证”是“从统治者视角的能力-成本的角度分析”,认为我强调“人们不喜欢的专制政权在现实中依然存在着”,却忽视“专制政权所在的社会中的人们不喜欢这个政权”。这当然是“想当然的结论”。莫志宏的质疑是由《中国知识分子批判》一书引起的,但她漏读了书中特别是《与茅于轼讨论“自由主义移情”及“正义制度”》一章的细节分析。整个辩论已经进行了6个回合,莫志宏漏读的一直是细节。事实上,“冷酷实证”不仅针对的是各个主体的博弈结果,还直接分析各个主体的价值偏好,并特别强调要避免“自由主义移情”和“自由主义幻觉”(认为存在“一切人民的共同思维方式”是一种“自由主义移情”,认为存在“一切独裁者的共同思维方式”则是一种“自由主义幻觉”)。

由于这个轻率的漏读,莫志宏继续其简单的推理,认为只有“政权是否仍然持续着”在我那里才是事实,“社会运作得如何,其中的人们是否满意,这是无关的事实”;她以为我的分析针对的是“特定的政权及其可持续性”,不是“特定政权所在的社会及其可持续性”;所以以为我“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抛弃了社会中普遍的个体(也是真正的理论家)的问题视角,而代之以其他主体——既定政权的既得利益者、某些只管赚钱而不管是跟谁打交道赚钱的投资者,地缘政治的战略分析家——等关心的问题视角。”

       至此,莫志宏的“外部脸谱批评”完全确立:你方绍伟要么为专制利益说话,要么为特殊利益机构说话;但策略分析的“实用型知识”,莫志宏也“不认为经济学训练出身的方绍伟比投资大亨索罗斯,或者大街上满地都是的咨询公司更具有优势”;最后,我方绍伟“好像把自己真当外星人了,地球人本能地都感觉得到的跑题了的研究他们就是不觉得”。

莫志宏这里悄悄地采用了一种“无主体思维”,这也是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它以为,“真正的理论家”应该“提供的是关于‘社会是怎样的运作的以及可以如何改善’的知识。就它涉及到的是社会中匿名的普通个体所关切的那种性质的知识而言,它是抽象的、超脱的,与社会中特定身份的主体的利益关切无关”。

       这对中国一般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对非常熟悉“新制度经济学”的莫志宏来说就令人吃惊。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主体,在她那居然变成了“匿名的普通个体”,并且相关的知识居然可以“与社会中特定身份的主体的利益关切无关”。这种主体匿名化、抽象化分析,反映的就是一种“主体匀质化思维”,甚至就是一种取消主体的“无主体思维”。本来丰富多彩的多主体不同诉求的博弈,就变成了“匿名和无特定身份”的抽象主体与统治主体的博弈,结果,公共选择的主体性荡然无存。

       莫志宏的思维错误是严重的,她首先用“自由主义幻觉”把“忽视社会主体偏好的罪名”强加于我,然后用“无主体思维”把“社会主体抽象一体化”,最后就宣布:我“最终的落脚点并不是社会的运作,而是社会中的特定构成——虽然是至关重要的构成——也就是政权的运作,因此,它提供的知识只能是那种特定主体的行动所需要的那种知识”;并且我“就是不问‘这些事儿对于中国社会、这个社会中的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所以我的研究就是“跑题了的研究”。

       很显然,莫志宏陷入了一种“自由主义移情”,她暗中设定存在一种“一切人民的共同思维方式”和“普遍利益”,并且这两种都是事先可观察和确定的。我把民主当成一个多主体的公共选择过程,这是一个不满专制但却“各怀鬼胎”的“逆向民主”过程;她则因此把民主看成一个“共同思维追求共同目标”的“正向民主”过程。而且,这就是她的“社会是怎样运作以及可以如何改善的知识”,舍此便是“跑题了的研究”。

       很清楚,狭隘的“自由主义移情”和“自由主义幻觉”,使莫志宏的社会分析完全“反多主体、反公共选择化”,这完全与考虑多主体及多主体偏好的“冷酷实证”分析背道而驰,所以,她的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跑题了的研究”,并且是因为陷入“单个特定主体”的规范冲动而“跑题了的研究”(“单个特定主体”的规范会被当成全体人民的规范)。

       关于“特定政权的可持续性”,在另外的场合莫志宏还误读说:我“是讲一党体制可以模拟出多党竞争的体制所具有的功能”,我“实际上是将最初对‘特定政权可持续性的论证’替换成了‘具有某种功能的政权的可持续性的论证’。而如果是后者,相当于在陈述这样的命题——‘如果特定政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基本的功能要求,那么,它就可以持续’——对此,谁会反对呢?”

       这个误读也是严重的。我所论证的恰恰不是“特定政权”如何能够以某些“制度供给”去满足社会的“制度需求”,而是“特定政权”的“制度变异”,导致了“特定政权”有可能(却不必然)满足社会的某些“制度需求”;要害之处是,即便“特定政权”不满足社会的某些“制度需求”,它还能因为“制度变异”所产生的灵活性而使自己的“统治能力”能够应付高涨的“统治成本”(见书中的《残暴专制导致苏联解体吗?》一章)。

       总之,“特定政权的可持续性”与“特定政权所在的社会的可持续性”的区别,是在漏读了“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分析的细节后产生的,问题当然不是这个区别不重要,而是这个区别的重要性应该由一个“多主体博弈”和“统治商数逻辑”深究的“不跑题研究”。如果莫志宏“政权所在社会”的观点包含了对国家主导社会稳定的否定或者中国社会市场化自发稳定的幻觉,那就是更大的错误。

 

 

 

作者新书:《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共识网》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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