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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的博客

----特立独行的思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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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学者

旅美学者,以对制度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系《中国不一样》《制度经济学新视野》《中国知识分子批判》《中国热》等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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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莫志宏:“规范冲动”如何必然?----辩论《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第七回合  

2012-08-15 07:4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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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老师:

 

“社会中匿名主体的利益”这种提法,涉及到对理论家所其提供的知识性质的认识:在我看来,理论家不是为特定主体的行动利益提供指南的,而是为所有人都在其中的“局”(社会制度结构)的改善提供必要的知识支撑的。他的目标在于将人们感知到的、直接牵连着他们的利益的经验事实(通常是一组事实,这本身也是需要理论家进行抽象的)与所有人都在其中的的“局”(社会制度结构)的关系揭示出来。这样揭示出来的“是”,一端是社会中的个体的利益,另一端是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这两端都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到“一个社会的运作(一个社会中的个体他们的利益实现得如何)如何才能更好”这样的问题牵引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问题作为牵引,理论家就无法在诸多的经验事实中选择那些对一个社会中的个体来说有意义的来进行解释。例如,他可能把中国取得的奖牌数量这个事情本身当成是解释的对象,而意识不到,除非可以把奖牌数量作为社会中普遍的个体某方面的利益的代理变量,否则,它是无意义的概念。

      一个社会,是一个涉及到整套的(只有对社会中的个体才能有意义地谈论的)功能-效果的结构。以“社会中匿名主体的利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分析,就是分析一个社会作为一个功能-效果的结构到底是怎样的。如果任意地去选择那些架空了个体利益的“经验事实”进行解释,在技术上做得再完美,对于理解“一个社会到底是如何运作的”都毫无关联。

我对关于匿名主体的表述总觉得不够满意。后来想,关键词应该是这样的:结构——功能/性质——人。是人需要某些功能/性质,而功能/性质的实现,需要经验载体具有一定的结构。只有按照这条线索去研究,才算是抓住了该抓住的东西。人的需要是(就其停留在功能-性质这个层次而不是锁定在特定的经验实物上而言)抽象的,所以,关注的事物关系也就在功能/性质--结构这样一个抽象的层面。

我们实际上总是围绕事物功能/性质在对它们进行描述,例如,我们说一台洗衣机是怎样的时,要么涉及基本功能,要么附加功能,或者纯粹满足审美需求的功能。而如果谁说它是让火星人或狗看着好看、用着舒服的,并用相应的词汇去描述它,那么,我们一定觉得这人变态。

      GDP、金牌这些东西,有些人被忽悠得以为是跟他们有关系,但逐渐地,他们开始意识到,关系很小,然后,就觉得这个方向上的摹状对他们来讲,是无意义的胡话。

      我那天想到:说人话,做人事,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社会中有一部分人裹挟着其他的人不这样做,但现在,认识到自己是独立自主的人们让那一部分人不再那么容易能够得逞了。不知道你是否依然认为我的研究是规范冲动?

 

莫志宏

 

 

莫老师好,

 

       我感觉你对“社会中匿名主体的利益”的这个解释存在三个问题。第一,解释本身与你给出的名称无法对应;第二,我前文批评的“主体模糊”问题依然存在;第三,你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有 “客观工程主义”的倾向。

       按照你的解释,你既要关注“社会中的个体的利益”,又要避免为“特定主体的行动利益”提供指南;你要针对“所有人”,又不想“架空了个体利益”;并且,你心里想的又是“社会制度结构”,想的是“一个社会的运作(一个社会中的个体他们的利益实现得如何)如何才能更好”。所有这些根本无法用“社会中匿名主体的利益”来表达,在我看来,你想说的其实就是“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的最大问题不是观念本身,而是观念的操作化。它要实现的不仅是“双赢”而且是“多赢”,是“没人受损情况下大家受益的改进”,或“进入没人受损别人就不可能受益的最优状态”。对具有强烈“妒忌传统”的中国来说,“帕累托改进”只能是局部的,改革开放的全局改进也不可能排除只看“相对福利”的社会不满。

       我想说的是,“帕累托改进”的操作化具有强烈的主体性,而你的“社会中匿名主体利益”的描述太“非公共选择化”、太“主体模糊”了。从你“专制政权所在的社会中的人们不喜欢这个政权”的描述看,你起码对“喜欢和不喜欢这个政权”的各个主体缺乏甄别,给人的印象是:你把“右公知”的“不喜欢”推导给整个“社会中的人们”,犯了我说的“自由主义移情”的错误。

       所以,我怀疑你说的“不是为特定主体的行动利益提供指南”是否真实。换句话说,你的“帕累托改进”,其实是具有强烈“特定主体”倾向的“帕累托改进”,是对你说的“人的规定性”有“特定理解”的“帕累托改进”。因此,表面上你针对“所有人”而不“架空了个体利益”,实际上你是拿一种“人的规定性”去代替“所有人”的“人的规定性”,这在你举的GDP和奥运金牌的例子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我注意到你非常关注布坎南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可在我看来,你这里犯的错误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客观主义”或“客观工程主义”的错误,这也是我在《“精英”是如何走上“独裁”之路的?》(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3bef3501014fdw.html)一文里特别详细分析的问题(这篇文章是我下一本书《制度经济学新视野》的导论)。

       简单地说,你在实际上接近于认为:存在着一种“人的规定性”所决定的“外在可观察和事前可断定”的“帕累托改进”,这种“帕累托改进”似乎是可以独立脱离“多主体”和“非共赢”的“公共选择博弈过程”的。你问我“不知道你是否依然认为我的研究是规范冲动”,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这就是我所说的“规范冲动”。用我经常引用的布坎南在1979年出版的《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一书中的话说:

“经济学家的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力图理解一定类型的人类行为,并预见由这种行为引出的社会结构。最终,经济学家必须希望,他所展示的简明真理能导致这些体制结构的‘改善’,通过这些制度更改人类选择的条件。但‘改善’制度应作为他的次要的和从属性的目的;倘若他听任自己争取所构想的社会进步的热情,凌驾于他对科学真理的探求与尊重之上,他就会危险地濒于不负责任的行动的边缘。”

也就是说,我从你对“冷酷实证”的质疑里,看到的是太多的“听任自己争取所构想的社会进步的热情”,而这正是我怀疑你说的“不是为特定主体的行动利益提供指南”是否真实的另一个理由。要注意的是,我这里只关心“事情是不是这样”,我不关心“这样好不好”。我由此认为,你对“冷酷实证”的理解存在一个“接受美学”所说的“主体体验”问题,即:“冷酷实证”就是表述地再清楚,可如果你只从你的“规范冲动”方面去理解,“冷酷实证”就永远不可能清楚,即便“冷酷实证”同时已经说明了什么是“规范冲动”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客观工程主义”那里,“国家主导社会”的“潜逻辑”是明确的;但是,在你的“帕累托改进”里,在你不去突出“公共选择博弈过程”那里,在你所一再强调的“特定政权所在的社会的可持续性”那里,你似乎不太愿意接受中国现状下“国家主导社会”的现实和观念,所以,你特别反感我对“如何能够维持其统治”的研究,并简单地归之于“从统治者视角的能力-成本的角度分析”。这些我在上篇回应里都分析了,唯一要补充的是:承认“国家主导社会”的现实,是研究国家如何主导社会及其可持续性”的起点,这种包含“主次多主体”的实证分析,必然要分别“从特定主体出发”,得出的“能力-成本”推测,也可以呈现在任何主体面前,这与“从特定主体出发”的“规范视角”毫无关系。

    总之,如果你真想着一种“不是为特定主体的行动利益提供指南”的“社会制度结构”的体制或细节改进,你不可能回避接近“冷酷实证”的多主体“公共选择分析”。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现状下,我认为你更可能的是进行着一种“就是为特定主体的行动利益提供指南”的研究。所以,问题根本不是“规范冲动”好不好,而是“规范冲动”很可能就是必然的。

“冷酷实证”特意不搞“帕累托改进”的规范主张,我只满足于实证和有限的价值判断(关于“价值判断”与“规范主张”的区别我在别的场合分析过),所以,是否“为特定主体的行动利益提供指南”对我不是问题这也许是你我的区别所在,至少目前是这样。

 

方绍伟

 

 

作者新书:《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共识网》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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