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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的博客

----特立独行的思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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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学者

旅美学者,以对制度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系《中国不一样》《制度经济学新视野》《中国知识分子批判》《中国热》等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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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莫志宏:与布坎南一样正好说明没看出问题  

2012-08-16 00:2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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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第八回合

 

方老师,

 

你我的分歧主要在于对什么是实证、实证是否受规范导向的问题的牵引等理解不同。你对我的指控,很想当然。你既不理解布坎南所提倡的宪政经济学关于“受到规范导向的问题牵引”的实证分析,也不理解我用稍微有些不同的方式所表达的与布坎南的意思几乎完全一样的思想。

你所引用的布坎南的那段话,前半截强调了“制度结构”、“制度结构的改善”,这其实就是在提倡我所讲的“受到规范导向的问题牵引”的实证分析,也就是一端连着“人们感知到的、直接牵连着他们的利益的经验事实(通常是一组事实,这本身也是需要理论家进行抽象的)”,一端连着“社会的制度结构”的实证分析。

那段话的后半截转而要求人们注意不要让改善社会的热情建筑在砂石之上,这与其前面提倡的根本也是丝毫不冲突的。实际上,理论家所进行的实证本来就是“受规范导向的问题牵引的”,那么,自然地,他就不会把自己费心地实证出来的结果放在一边,而把规范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改善现状的问题)任由自己的改革热情来左右。

      “制度结构的改善”涉及到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就规则达成共识的问题。理论家只是提出“关于什么样的规则可能更好”的假说。是社会中的人们最终决定是否从现行规则转换到另外的规则。你对我的指控,恰恰是我花了很大的力气针对科斯、张五常等人背后的新古典分析路数的指控。我曾经在一篇博客开头以赞许的口吻引用了你《“精英”是如何走上“独裁”之路的?》的一段话。现在,你认为我的分析犯了新古典的客观主义的错误,这很反讽。

      鉴于我们互相都认为对方对自己有严重的误读,我们还是直接到更具体一些的问题吧。下面是我针对你的两段话的点评,希望你可以仅仅就这样的具体的问题作出回应:

      从你“专制政权所在的社会中的人们不喜欢这个政权”的描述看,你起码对“喜欢和不喜欢这个政权”的各个主体缺乏甄别,给人的印象是:你把“右公知”的“不喜欢”推导给整个“社会中的人们”,犯了我说的“自由主义移情”的错误。——再不得人心的政权所在的社会中,一定有部分人是这样的政权的受益者。我倒是很愿意看到,你如何通过甄别各个不同主体对特定社会秩序后果的不同态度,来进行你所提倡的那种实证分析。

      表面上你针对“所有人”而不“架空了个体利益”,实际上你是拿一种“人的规定性”去代替“所有人”的“人的规定性”,这在你举的GDP和奥运金牌的例子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我很愿意看到,你如何从举国体制的后果出发来对它进行你所提倡的实证分析。我尤其愿意看到,你将如何通过甄别不同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而做到客观地谈论举国体制的后果,并在此进行上进行你的实证分析。

 
莫志宏

 

 

莫老师好,

 

       有个读者的评论也许对你有帮助:莫教授在认识上没有任何改进,思维还仍然是建立在对世界已经客观无误的了解了的全知基础上,所以就要为社会的整体利益代言,这与“三个代表”的逻辑有异曲同工之妙。你们都认为自己了解了整体利益,并代表了整体利益,行为都是“对制度结构”的改进,那么你们谁是正确的呢?莫教授的认识如果是客观的,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就是现实。理论家的工作就应该是看清楚这个现实,而不要误读现实,从而徒增无畏的矛盾产生更大的风险。至于这个冲突何解,不是理论家能够认识清楚的,理论家没本事成为各主体的先知和代言。那该如何?要靠各主体间的博弈来解决,直到实现均衡为准。至于博弈的前提是否能够建立在权利公正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正和博弈而非负和博弈,是好均衡而非坏均衡,那要看各主体间掌握资源多寡,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关于“甄别不同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的问题,我在《与茅于轼讨论“自由主义移情”及“正义制度”》一文的第二节“自由主义移情”里,有关于利比亚的详细例子(http://www.21ccom.net/book/story.php?id=7392),但通过这个分析体现的方法论更重要。关于中国的情况,可以参考“杨帆:论中国社会思潮与国际接轨”(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080665202.html),还有“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http://cul.sohu.com/s2011/yangjisheng/)。

简单地说:各阶层有各种主义,他们对特定社会秩序、GDP和奥运金牌的看法可以非常不同,这种不同是“物质、精神、感情三元利益重叠中有轻重缓急和认识深浅”的不同。这个方法论的核心逻辑是进一步“数据实证”的基础,但如果至此还有质疑,那只能进一步表明“整体利益”的思维太成熟了。

       我提出证据认为你没有摆脱“新古典分析路数”,你却没有证据,能认为我“既不理解布坎南”,也不理解你“与布坎南的意思几乎完全一样”。问题根本不是你是否与布坎南的意思一样,问题是布坎南本身就有矛盾,你与他一样正好说明你没看出问题。

在《“精英”是如何走上“独裁”之路的?》一文里,我批评的恰恰就是布坎南“宪政经济学”的内在矛盾,并详细分析了“一致同意”标准的逻辑错误,还特别指出他无法从正确的“公共选择论”过渡到逻辑有问题的“宪政经济学”。也正是据此,我才在别的场合提出了“后现代制度经济学”的概念,认为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超越“新制度经济学”。

所以,你的“与布坎南的意思几乎完全一样”,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公共选择论”的“宪政经济学”。在布坎南那里,这两者分别成立却各自分离;在你这里,你不再突出“公共选择论”的冷酷逻辑,只剩下“宪政经济学”的规范冲动了。但是,规范冲动对你没什么不好。

 

方绍伟


 

作者新书:《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共识网》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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