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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的博客

----特立独行的思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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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学者

旅美学者,以对制度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系《中国不一样》《制度经济学新视野》《中国知识分子批判》《中国热》等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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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莫志宏:直线的历史进程和结果  

2012-08-17 22:2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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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第十回合

方老师:

 

         当我说,实证研究针对的事实,必须是“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关注的、牵连着他们切身利益的经验事实”,你说,我是像三个代表理论一样,或新古典的客观主义一样,自认为代表了整体利益;

         当我说你自己有些时候也在针对这样的事实进行分析时,你告诉我说,我的分析停留在一般“事实分析”的层面。

         当我说,当理论家针对的事实,必须是“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关注的、牵连着他们切身利益的经验事实”而不是任意的、与他们的利益没有关联的事实(如:前苏联的高科技在某些领域超过美国,中国奥运会的金牌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并强调,这样的事实选择本身就建筑在“社会中一个个具体的人是最终的价值评判者”这样的规范假定基础之上,你告诉我说,我不像你这样,我只停留在“一般事实”的层面进行分析,我讲的“一般事实”没有任何价值判断。

      我不知道你与我这样的争辩有何意义?我强调“规范问题导向的实证分析”,意在针对有些人围绕火星人或异族统治者眼中的“事实”(前苏联大肆宣传其高科技多么发达,这样的事实能够直接等同于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关注的、牵连着他们切身利益的经验事实吗?)做文章而展开的实证研究。我这样的强调,对于分析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问题显然不是无的放矢的——很多人包括方老师自己不时讲什么“中国持续发展”,但却对什么才可以叫做“中国持续发展”缺乏自觉反思(前苏联可以靠集中力量搞出来的高科技宣称自己是持续发展,我们这个社会的正统舆论也常常用gdp数据本身来宣称中国持续发展)。导致的结果是,看起来理论家在对事实进行实证分析,但那个事实一开始就是脱轨的,所以,属于“跑题了的研究”。

          上面算是我对我所使用的“规范”一词的进一步澄清。

    关于实证分析之后,到底怎么做的问题,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矫正制度造成的分配差距”是博弈出来的。我把意在揭示“你所说的一般事实和背后的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归入认识的范畴,而把接下来的“怎么做”“会怎样”的问题归入实践范畴。后者,确实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的问题,对其的分析,确实需要考虑有关细节才能“预测”结果。

   在我看来,一旦区分了认识环节和实践环节,并且,理论家明确了自己当下到底是在针对哪个环节进行分析,那么,很多你所诊断出来的混乱——如实证之后的规范导向就是“大声呼吁”、——就不会发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框架下,我们是没有民主社会中的那种公共选择的。如果非要使用“公共选择”这个词,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政治运作对于社会中人们的不同意见的吸纳靠的是另外的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度的变革到底主要是受到社会中主导的理念/认识的影响,还是主要取决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政治博弈,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我认为,前者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也因为此,我本人的分析重在“认识环节的真相[指经验现象的原因]揭示”。[也因此,我大致上同意,你所说的,“具体规范导向的规范主张,可以成为社会政治博弈的一种力量,甚至可能推动制度的变迁。]

我对于“规范”这个概念的使用,同我将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认识环节”是相连的。你的分析常常贯穿了认识环节和实践环节,而这两个环节的工作,如你自己也认识到的那样,各自有不同的分析重心,所以,在我看来,为了避免角色混淆,你有必要在对特定问题进行分析时明确自己到底关注的是哪个环节。像收入分配差距这样的问题,首先是一个认识问题,然后才能是实践问题,所以,大多数人很自然地就把自己的分析定位在“认识环节”了(至于他们越界了,这是另外一回事,但,越界本身并不导致他们的分析实效。)。你如果关注实践环节,那你就在那个范围内进行分析,但,你不能由此去反对其他人在认识环节做的分析。要反对“认识环节”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你必须也是诉诸认识环节的分析。

      对于政权的可持续性问题,你需要自己首先明确,到底你的分析在哪个环节。假设最终你认为你分析的,是实践环节,那么,你得首先有认识环节的分析作为支撑(认识环节的分析可以借用他人的),因为,正如你认识到的,人们对经验现象的原因的认识(例如,很多人都认识到,举国体制是造成奖牌数量和人们的身体健康情况背离的原因)本身会成为政治博弈的力量。

 

莫志宏

 

 

 

方绍伟:这个进行了十个回合的对话已经太长了,超过了原来的想象。当焦点问题出现时,对方绕着走,不承认也不否认;但问题过后,对方又提起来了(如上文的:很多人包括方老师自己不时讲什么“中国持续发展”,但却对什么才可以叫做“中国持续发展”缺乏自觉反思……属于“跑题了的研究”),然后还问“我不知道你与我这样的争辩有何意义?”前面的讨论给废掉了,模糊继续存在,所以不知道在争辩什么。

       可在我看来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关键在于理解“不同规范下的不同实证”。存在两种事实:一种是数据显示出来的事实(如收入差距),一种是以特定的“人的规定性”规范之下的事实(如“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同时存在两种规范:一种是只有低限度价值判断而没有规范主张的“弱规范”,一种是有价值判断和规范主张“强规范”。

       分析“ 入差距”可以用“弱规范”或“强规范”,并且可以在一般“事实分析”和具体“主体分析”两个层次进行。但是,“强规范”的问题是明显的,它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和规范主张”,其目的是“要缩小差距”。“弱规范”强调一般“事实分析”之后还可以有具体的“主体分析”,然后把问题交给“社会博弈”。

       分析“中国持续性”问题时,由于“ 差距”那种“硬指标”消失了,“弱规范”和“强规范”的对比就变得格外鲜明。如果继续用一种以特定的“人的规定性”的规范,“主体分析”就没了,“社会博弈”也可以被抽象掉,因为在那个特定的“人的规定性”看来,“可持续”是不可思议的,就像举国体制“造成奖牌数量和人们的身体健康情况背离”的严重不可思议那样。这时,一般“事实分析”中的数据就变加上了规范色彩,并且没有规范就不再事实,“主体利益”就被“普遍利益”所取代,“主体分析”没了是因为现在只有一种特定的“人的规定性”了。

       小结一下,“冷酷实证”与“规范冲动”的区别就在于:“冷酷实证”用“弱规范”,“规范冲动”用“强规范”。“冷酷实证”对“强数据型现实”和“弱数据型现实”都用“弱规范”,对“弱数据型现实”则更加强调“主体分析”和“社会博弈”;对于“弱数据型现实”,“规范冲动”的做法完全相反,在它那里“帕累托改进”是客观和外在可观察的,因为特定的“人的规定性”与具体主体无关(所以“主体分析”纯属多余,“自由主义移情”理所当然),因此“社会博弈”也可以被抽象掉,存在的只是“人的规定性”所必然导向的直线历史进程和结果。

       十个回合下来,一切又回到原点。

 

 

作者新书:《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共识网》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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