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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的博客

----特立独行的思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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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学者

旅美学者,以对制度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系《中国不一样》《制度经济学新视野》《中国知识分子批判》《中国热》等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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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中国能否从“崛起”走向“持续崛起”?  

2012-10-30 21:25: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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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在黄金时间播放了一部题为《大国崛起》的12集电视纪录片,该片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9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大国崛起》的创作和播放,是“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在世界各国引起强烈关注的情况下进行的。世界各国对“中国崛起”的感觉,首先来自于中国商品的无处不在、中国投资的全球化扩展,以及中国人在世界各地的足迹和影响。中国人现在讨论“大国崛起”,首先是因为世界各国都感到中国在崛起。
 
    “大国崛起”是一个“国际比较”的概念,是力量比较中产生的国力鉴别。力量比较首先是科技力量、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的比较,而任何一种“国际比较”则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崛起”不等于“持续崛起”
 
     15世纪开始的科技进步和地理大发现是“全球化”浪潮的开端。越是在“全球化”的初期,军事、经济力量的碰撞就越依靠强权的征服。但是,不管是早期的“强权崛起”还是当代的“和平崛起”,国家崛起的经济指标都是一国的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速度,而“持续崛起”的经济指标,则还要看一国的生产总值与其他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的长期比较(包括人均水平)。从9个大国先后崛起的历史看,“崛起”与“持续崛起”的区别显得特别明显,而这却是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区别。由于忽视这个问题,电视片《大国崛起》同其他类似讨论一样,实际上没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
 
      15世纪,葡萄牙的航海家在恩里克王子的指挥下,开辟了从大西洋往南绕过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线。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支持下抵达美洲。1519年—1521年,葡萄牙人麦哲伦为西班牙政府效力探险,率领船队首次环航地球。当时还出现了“中国船”或“马尼拉大帆船”,即16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主要航行于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的货运船只,它是当时中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纽带,它建起历史上首个横跨北美、亚洲和欧洲的全球贸易网络。葡萄牙和西班牙依靠新航线和殖民贸易,建立起势力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并在16世纪达到鼎盛时期,成为第一代世界大国。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葡萄牙的生产总值在1500年、1600年、1700年、1820年、1913年分别达到6.06亿美元、8.14亿美元、16.38亿美元、42.19亿美元、74.67亿美元;西班牙的同期生产总值分别是44.95亿美元、70.29亿美元、74.81亿美元、122.99亿美元、415.53亿美元。在1820年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经济增长一度超过世界和西欧的平均水平,但1820年后便开始落后于世界和西欧。
 
      西北欧的小国荷兰依靠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商业信誉,建立起一个充分保障商人权利的联省共和国。荷兰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还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率先创办现代银行,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使17世纪成为荷兰的世纪。但是,荷兰后来的经济发展也陷入了类似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境况。
 
      英国在1588年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1623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正式而完整的专利法《垄断权条例》,1688年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所有这些都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全球贸易和殖民扩张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迅速使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殖民帝国。在上文提到的1500、1600、1700、1820、1913等五个年份里,英国的生产总值分别是28.15亿美元、60.07亿美元、107.09亿美元、362.32亿美元、2246.18亿美元,即从落后于西班牙到远远超过西班牙,并且持续地高于西欧及世界的平均发展。
 
      相比之下,法国的崛起更多地依靠17世纪路易十四的绝对王权,以及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对欧洲的征服。在相应的5个年份里,法国的生产总值分别是109.12亿美元、155.59亿美元、195.39亿美元、354.63亿美元、1444.89亿美元,即从一开始的大大领先于英国到逐渐被英国超过。在近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的大国地位成了尾随英国的“老二”,“英法”一说由此而来。
 
    1871年,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欧洲列强环伺的夹缝中完成了德国的统一,统一后的德国乘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迅速工业化。1820年时,英国的生产总值是362.32亿美元,德国则只有268.19亿美元,到了1913年,德国以3273.32亿美元超过了英国的2246.18亿美元。
 
    1868年,东方的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此后,野心勃勃的日本快速完成了近代化转型,并开始在东半球四处扩张。战败之后,日本以《和平宪法》为基础埋头发展经济,一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俄罗斯的兴起,开始于1697年沙皇彼得一世到欧洲各国的游历和学习以及随后的“改革开放”。继承彼得改革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力扩张领土,18世纪后期,俄罗斯一跃成为地跨欧亚美的大国。进入20世纪,苏联从俄罗斯的政治传统中兴起,并以规模上史无前例的“计划经济”迅速完成工业化,一度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
 
      美国的兴起,开始于1620年之后的殖民与1776年的独立战争。独立后的美国迅速采用欧洲工业革命的成果,南北战争之后又兴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并很快于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20世纪是名副其实的“美国世纪”,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胜出,又在冷战中逼垮了苏联,并在新的“全球化”浪潮和信息革命中继续主导全球经济。
 
“持续崛起”的因素
 
      从以上9个大国相继崛起的历程看,经济崛起无一例外是国家崛起的关键,“强政府推动”则无一例外是经济崛起和国家崛起的关键。但是,“崛起”是一回事,“持续崛起”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以上9个国家中,“持续崛起”最突出的是美国,其次是德国、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最次的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在“强政府推动”的背后,制度模式、文化特征、国家规模是主要的核心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贸易—产业—科技—人才”发展链条的持续性。
 
      葡萄牙与荷兰在国家规模上先天不足,葡萄牙还在制度模式上与西班牙等国有不利的一面。这里,制度模式指的不仅仅是国家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权模式对“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控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和“消减破坏性努力的制度”的不同规定。生产性努力、分配性努力、破坏性努力是人类行为的最基本方式,在国家规模具备的情况下,这三个方面的制度是理解“大国崛起”的“终极密码”。
 
      “绝对君主制”及“终身权威制”的国家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有效地“鼓励生产性努力”,就像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在崛起的某段时间内那样。但是,这两种国家政权模式都不能长期确保一种“消减破坏性努力的制度”。结果,妨碍“持续崛起”的“破坏性努力”,要么来自政权内部统治能力的衰竭,要么来自政权内部统治更替后的能力耗散(突出的例子还有成吉思汗的蒙古)。“绝对君主制”及“终身权威制”的要害是“统治利益”与“统治能力”的不一致性,是“统治利益”的变动不能保证“持续崛起”对“统治能力”的苛刻要求。
 
      “君主立宪制”及“宪政民主制”不仅能够比较有效地确保“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还能够更好地确立“消减破坏性努力的制度”,这在英国、美国、法国以及战后的德国、日本等国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制度的运行绩效当然还要看具体的文化传统,制度的背后是文化)。但是,这两种国家政权模式在“控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方面有天然的缺陷。美国已故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一书里,就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英国的“分配性衰落”,这种“分配性衰落”现在也已经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日本身上,连美国、德国和法国也没能避免其困扰,美国现在还因为“帝国的扩张”和“文化优越感”而陷入了“破坏性努力”的制度性损耗中(世界警察及国际恐怖主义)。
 
中国的崛起还不算“持续崛起”
 
      在近现代的“全球化”开始之前,中国的国力一直排在其他文明古国的前列。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中国和印度的生产总值互有上下。但是,从1970年代末起,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以GDP或PPP计算的生产总值都超过印度,现在无论总量还是人均都3倍于印度。中国的经济总值前几十年来一直在全世界第10名左右徘徊,可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突然发力,连续超过了西班牙、俄罗斯、加拿大、巴西、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现在排在了世界第二,并且有望在2025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的经济崛起显然是“大国崛起”的前奏。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崛起?以经济崛起为先导的“中国崛起”会是一种“持续崛起”吗?本文要非常明确地提出:国家政权模式的转型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根本原因,国家政权模式的转型也将是“中国崛起”成为一种“持续崛起”的根本保证。
 
      国家政权模式的转型是指从1990年代开始、定型于2002年的政权模式转型,即从“终身权威制”向“限任权威制”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最重大意义,在于从根本上克服了“终身权威制”所一直无法避免的内部“破坏性努力”,从而为“生产性努力”的持续确定了制度性的保证。“终身权威制”的失败就是“统治利益”终究会压倒“统治能力”的一致制度失败,“限任权威制”的关键是更好地解决了“统治利益”与“统治能力”的一致性问题,持续的“统治能力”正是国家内部能够从“全球化”的外部分工体系中获利的根本保证。
 
      目前,中国的挑战来自于进一步发展“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同时加紧改革“控制分配性能力的制度”(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使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能够从“规模和速度”过渡到“规模和效率”,从而解决持续发展的“核心技术”、“创新速度”、“经济转轨”和“经济伦理”问题。总之,国家崛起的经济动力是一种制度决定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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