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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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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学者

旅美学者,以对制度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系《中国不一样》《制度经济学新视野》《中国知识分子批判》《中国热》等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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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宪政到底是不是好东西?   

2013-05-23 05:45: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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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宪政到底是不是好东西?

 

作者按:《红旗文稿》2013521日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的《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环球时报》2013522日也发表社评《“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对宪政和“社会主义宪政”都予以否定,本文围绕着江平先生的“宪政社会主义”进行了完全不同的实证分析。

 

江平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七届人大常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2012116日在香港《经济导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建设宪政社会主义”的采访录,把中国的宪政问题讲得非常通透,但却把中国的宪政归结为“宪政社会主义”,这就引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能否容忍宪政?”的问题。本文将沿着江平先生的逻辑来分析这个问题,江平先生的观点可以分成七个层次:

第一,在社会主义前加“宪政”的意思,是要树立宪法的权威,确立一个权力制约的政治秩序,宪政的三个核心是民主、自由、人权,宪法权威来自人民的认可。

第二,目前中国保护公民政治权利方面的法律还很不完善,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都还没有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院“无法可依”,如果有关机构侵犯了宪法确定的公民权利,也无从去告,违宪的问题无法得到纠正

       第三,宪法监督的一个方案就是设立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专门审查违宪案件。在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违宪案件的监督权交给了全国人大下面的一个司局级机构。这个机构认为涉及违宪的案件,再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现在,还没有一件被看作是违宪的案件。2003年的孙志刚案,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展开违宪审查刚有建议,国务院自己就把《收容审查条例》给废除了。

       第四,如果现有政治体制原封不动,再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也没有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党政职能要明确划分,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

       例一:现在公安局长往往是地方党委的常委,有的还兼任副市长或政法委书记。从党内的地位来说,公安局长高于法院院长和检察长,这是个法治倒退的现象。法院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实践中往往就变成法院要听政法委的。有些地方政法委不仅协调公检法机构,还过度干涉个案。结果,审判长服从庭长,庭长服从院长,院长服从地方党政首脑和上级法院。如果我们不确立法治是最高原则,而把稳定确定为最高原则,就变成公安局决定一切。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司法公平。例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只能告政府,不能够告党委。但有些政府的权力是由党委来行使的,不告党委该怎么办?决策是党来决策,但责任党不承担。它带来权责不对称的问题。

       第五,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路径,第一条路径是从最容易的着手,实现官员的财产公开,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算公开,加强检察院和法院的独立性,加强舆论监督。第二条路径则是从最关键的党政分开问题入手。

       第六,法治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保障人民的权利。中国法治理念一直是强调公权为主,或者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公权为核心,私权围绕着公权在转。处理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原则,即公权不能滥用,私权也不能滥用。

       第七,现在我们国家法治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现在中国法治确实出现了倒退,而且也听不进去我们这些人的一些意见,仍然是我自为之,所以唯一能做的只是“吶喊”。所谓“吶喊”就是唤醒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问题,我只能说是这样。

       江平先生的“宪政七观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看到了,如果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有政治体制原封不动,再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也没有用。可既然他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为什么还会提出“在社会主义前加宪政”呢?

       宪政对社会主义来说是一种“规范”,那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社会主义有四个意思,一是指通往共产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二是指一种偏向平等的福利政策和制度,三是指一种一党领导的制度现实,四是指对应于一党领导的意识形态。可见,要被加上的那个社会主义不是别的,是“一党领导的制度现实”,是江平先生所说的那个“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有政治体制”。

       经过这个简单的分析,“在社会主义前加宪政”就显得有点矛盾了。如果社会主义原封不动的话,你就不可能加上宪政,因为它本身就是“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政治体制”;而如果要改动社会主义的话,那问题就不是宪政,而是要废除“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有政治体制”,提宪政只是为了拿着它说事。注意,这是在做“把概念还原回现实含义”的“现实分析”,不是在做“概念分析”。

       所以,不仅“再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也没有用”,而且是“再强调宪政的重要性也没有用”,因为,问题根本不是“自由、民主、人权”,也不是“共和、法治、宪政”,而是能不能动“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政治体制”。提宪政是说“要动”,而现实是一党领导“不动”,所以这才出现了“听不进去我们这些人的一些意见”和“只能吶喊”的情况。

       我认为江平先生同中国的多数学者一样,太强调“宪政的三个核心是民主、自由、人权,宪法权威来自人民的认可”,太强调“宪政的规范核心”,结果往往在逻辑上忽略了“宪政的实证核心”,“宪政的实证核心”不是什么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实证核心”是能否打破政治垄断。如果无法打破政治垄断,宪政是再好的东西也没用

       党在政府、人大、司法之上,这是本来的制度设计,所以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没有相应的法律,所以不能有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所以法院要听政法委的,所以民只能告政府而不能告党委。一句话,党把政府、人大、司法推在前面,然后在后面制定前面管不着的法律;党当然也有自己的法纪,但这也是前面管不着的,前面是与后面隔离开来的。

所以,革命党、执政党、行政党等等都不能把党的本质说清楚,它是责权不对称的“政法党”。“政法党”就是以党行政、以党行法,还哪里来的什么“以党代政、以党代法”?还哪里来的什么“党政分离”? “党政分离”和“司法独立”了,哪还叫什么“政法党”?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根本不是江平先生所说的“在于党政职能要明确划分”,这种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讽刺的是,“宪政社会主义”的提法本身就是在“委屈”地“借用党的话说事”,可见“在体制边缘搞改革”的也都要“玩阳谋”。

       不过,“五不搞”已经说得很清楚: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所以,“宪政民主”或“宪政社会主义”的那点把戏在“政法党”这里是谁也骗不了的。“玩阳谋”也没戏。“政法党”的“加强党的领导”就是加强党对政府、人大、司法的领导,官员财产公开和财政预算决算公开也许可能,但你别想什么“党政分离”和“司法独立”。“政法党”的“改善党的领导”就是改善党对政府、人大、司法的领导,它是要提高领导效率而不是要把自己累死,更不是要通过整自己把自己整死。一句话,社会主义不可能容忍宪政,宪政也许是好东西,但你别想要

       宪政社会主义”的最致命之处,是从来都不能从“愿望表达”走向“愿望如何可能实现的现实分析”,江平先生的“如果现有政治体制原封不动,再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也没有用”是对此的一种重大突破,但仍然是不彻底的一种突破,因为,如果无法打破政治垄断,再强调宪政的重要性也没有用。

很清楚,本文对支持或反对宪政不感兴趣,宪政是不是好东西也是个非常次要的问题,本文感兴趣的是分析冷酷现实所需要的冷酷思维。最后还要点明,承认和接受现实的,不是冷酷思维对现实的认知分析,而是要被分析的人们的价值行为。(作者新著《中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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