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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的博客

----特立独行的思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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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学者

旅美学者,以对制度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系《中国不一样》《制度经济学新视野》《中国知识分子批判》《中国热》等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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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喋血“天使女孩案”  

2013-08-07 08:10: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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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喋血“天使女孩案”

(本文原载于《东方早报》2013-8-6

 

 

       20061120日的“南京彭宇案”曾经轰动了整个中国,2013724日发生在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南县的“天使女孩案”,则足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目瞪口呆:“助人为乐惨遭雷劈”现在升级为“助人为乐又遭雷劈”加上“助夫为乐不怕劈人”。

       “天使女孩”胡依萱在微信上最后留下的话是:“送一个孕妇阿姨”,“到她家了”。案情令人不可思议:孕妇谭某以前有外遇被丈夫知道了,为补偿丈夫白某,她按丈夫同意的计划把女孩骗到家,丈夫白某骗女孩喝掺有迷药的酸奶,然后开始下手性侵;当发现女孩来例假后,白某停止了强奸而实施猥亵;女孩醒后,白某怕事情败露,遂在孕妇谭某的协同下杀人灭口。

       人们在悲剧发生后,往往会进行“如果不是那样,就可能怎么样”的分析。是啊,如果孕妇谭某规矩本分没有外遇,如果孕妇谭某不用害人的办法弥补自己的过错,如果丈夫白某不同意妻子的害人术,如果女孩不那么助人为乐或选择报警寻助,如果女孩帮人时不是发微信而是让对方知道她拍下了画面并传出,如果女孩对谭某和白某有所警惕而不吃酸奶,如果白某想到自己十五六岁的女儿和即将出生的孩子而停止作案,如果白某犯罪后知错认错,如果孕妇谭某坚决阻止丈夫白某杀人灭口,那么,事情的结果确实有可能完全不同。

       在整个过程中,一切都是那么地平静、冷血、理所当然,几乎没有“一时失手”的痕迹。说他们是“禽兽不如”,恐怕只会是侮辱了禽兽。难怪人们会悲叹说:“见过邪恶的,可真没见过如此邪恶的”。是啊,冷血只会让邪恶更显毒辣。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有的人从本分选择偏向善心和高尚,而有的人则从本分选择了偏向低劣、甚至无耻犯罪?到底是个人的因素还是社会的因素在起着更大的作用?我们又能从案件里得到什么教训?

       人跟人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否则就无法解释在相同的情况下不同个人的不同行为。“文化心理学”对个人和社会因素的作用有过一些跨文化的研究,结果发现:在一些残酷的凶杀案里(如1991年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学生卢刚杀导师一案,两周后密歇根州的白人失业邮递员杀死原上司和同事一案,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韩裔学生赵承辉杀人案等等),不论凶手是哪个民族的,美国人偏向于强调个性的作用更大,而华人华裔则偏向于强调环境的作用更大;所以,倘若环境因素变了,美国人偏向于认为惨案仍会发生,而华人华裔则倾向于认为惨案有避免的可能。

       也就是说,在个人责任之外的原因分析上,美国人更偏向于“个性思维”和从个人身上找原因,而中国人则更偏向于“背景思维”和从环境方面找原因。枪支控制能大大减少枪杀案显然说明了制度的重要,但似乎我们中国人更愿意相信,人都是好人,只是有的人在特定情景下会“鬼迷心窍”。以前类似“天使女孩案”的案子确实有,例如,2009516日,李昌奎因求婚遭拒后泄愤报复,奸杀了同村女青年王家飞,为灭口又将其三岁的弟弟王家红杀害。20101020日深夜,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201012月底,田厚波在重庆市忠县开车撞伤了当地一个女乞丐,驾车逃逸后1小时,又返回事故现场,残忍地用左后车轮将她压死。

       分析这类案件的原因,当然是为了有助于防止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问题是,美国人的“个性思维”和中国人的“背景思维”到底哪个更有道理呢?强调犯罪的环境因素,会让我们中国人更注重社会环境的建设吗?还是说社会环境的建设太难,所以我们中国人宁愿选择按传统的“亲疏贵贱”差别心理去行事(结果对外人下手狠的事更频繁)?

       深入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只要原因分析不是为了逃避个人责任,即便“从个人身上找原因”和“从环境方面找原因”的细节再有说服了,结果差别还是不大。用一句大家都知道的话来概括说: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这里的微妙之处是,一个社会不可能去直接控制那个“个人的内因”,也不可能事先知道“个人不良需求的强度和犯罪倾向”,所以,社会能够做的,只能是去间接地控制“个人不良行为”的成本代价。换句话说,社会只能想办法使“善心和高尚”更容易受嘉奖,同时使“低劣和无耻”更容易受惩罚

       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可操作起来难度往往非常大。因为更为微妙的地方是,社会的奖惩有很多防不胜防的不确定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法律的奖惩不可能“全场盯人”、“无孔不入”,即便我们给全社会都安上了摄像头,即便警察能够不计成本地“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侵权的界线和监控的死角也会存在。所以,在法律制度之外,一个社会只能选择通过道德文化来降低“社会奖惩”的成本

       可见,个人行为的控制问题变成了行为的代价问题,行为的代价问题变成了社会奖惩的成本问题,社会奖惩的成本问题又进一步变成了道德文化的作用问题。正是在道德文化这里,包含着那个“个性思维-背景思维”的最微妙之处:道德靠的是“自律”而不是“他律”,道德靠的是个人的自觉,而个人的自觉程度又取决于社会的制度和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所以,“从个人身上找原因”和“从环境方面找原因”最终是相通的,“个人的特定情景”就是这两者的交汇点。

       以上的原因分析可能暗含了非常丰富的“政策含义”,主要集中在“个人防范”、“制度改进”和“文化改造”三个方面。“个人防范”的措施是马上可以做到的,这包括助人为乐时让对方知道自己拍下场面并传出,不轻易接受别人给的食物等等。“制度改进”不仅仅是增加警力和公共监控,还要大力宣传这类公共救助渠道的存在,以起到警示和威慑作用。

最难的当然还是“文化改造”,因为,“文化改造”涉及的是长期行为的惯性,涉及的是个人和社会对各种行为结果的预期;改变预期取决于正面结果能否稳定超过负面结果,而个人对结果的改变往往无能为力。更不幸的是,“从我做起”往往无力突破这种“囚徒困境”,因为,自己“从我做起”而别人不“从我做起”,就会最终导致每个自己都放弃“从我做起”。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说过:一个人如果知道他生活所在的,是一个一有危难就能得到救助的社会,这个知识本身就有极大的价值。我们也可以引伸说:一个人如果知道他生活所在的,是一个“防人之心不可无”的社会,这个知识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社会费用(如中国的“墙文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引伸说:一个人如果知道他生活所在的,是一个“好心更常恶报”甚至“坏人更常当道”的社会,这个知识本身就包含了极大的社会悲哀。

现实留给我们的问题是:文化如何改造?可能的出路是“通过制度去推动文化改造”,是让“从我做起”得到稳定的呼应,让“先出善招”的人对“以德报德”有制度性的信心,最后使“道德机会主义”和“不怕冒更大道德风险”的侥幸心理得到控制(本文者著有《中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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