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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的博客

----特立独行的思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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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学者

旅美学者,以对制度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系《中国不一样》《制度经济学新视野》《中国知识分子批判》《中国热》等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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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持续执政的逻辑》   

2016-04-30 04:30: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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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语:本文是20163月出版的《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一书的“引言”。

 

 

持续执政与政权崩溃本来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说法,持续执政的规律也就是政治崩溃的规律。不论古今中外的哪一种政权,对于持续执政或持续轮流执政的愿望来说,最关键的莫过于弄清政权及政权制度崩溃的根本原因。

       一部专著可以针对一个大问题或小问题,也可以针对一个长远的问题或暂时的问题。说起来可以大中见小、小中见大,长远中透着暂时、暂时中透着长远,但是,有所侧重总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读者手里拿的这本书,要研究不是诸如“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是不是哈雷彗星”这样有意义的小问题,而是“持续执政或政治崩溃原因”这样的长远大问题。书里也有历史的细节和政治的细节,但作者更偏向于从细节中探出头来观看整个地平面,并侧重于“看看人类都干了些什么”而不是“想想人类应该干些什么”,同时抱着一种“有话要说、说完不再说、要有贡献但只能贡献这么多”的抛砖引玉心态。

       虽说涉及的问题是长远的大问题,但它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长远大问题。最近几十年,中外舆论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怪异的不对称现象:预测和讨论中国是否崩溃的人很多,研究和分析政治崩溃规律的人却很少;争论中国模式好坏的人很多,探讨政权及政权制度可持续规律的人却很少。情绪发泄压倒因果分析是舆论界的常情,但学术界也用价值理性压倒认知理性(如美国的章家敦、沈大伟提出的中国崩溃论),就不免令人惊讶。不管是左是右,价值冲动注定要以牺牲真相为代价。

本书要讲的是政治崩溃的一般原因和普遍规律,它从中外对比中提出了一个制度与文化组合解释的新理论,并以此对中国的王朝政治及近代宪政的兴衰史进行重新解读,同时也对“中国崩溃论”进行一种纯理论及非意识形态的质疑和否证。当今的“中国崩溃论”争辩激烈,但本书对这个问题的结论却只是一个副产品,辩驳“中国崩溃论”对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来说很重要,但它对本书的方法论和实质理论来说却不重要。本书更关切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崩溃的逻辑”及其对整个中国政治史的解读,它涉及如下十方面的问题:

 

1.      一个政权为什么会巩固或崩溃?

2.      一种政权制度为什么会巩固或崩溃?

3.      中国为什么会有朝代循环周期?

4.      中国为什么没能象英国那样发展出君主立宪制?

5.      英国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之后,为什么日本能把君主立宪制模仿成功而中国却不能?

6.      民国初年的共和立宪为什么也没有成功?

7.      民国初年未成形的多党民主制又为什么会演变成蒋介石的混合独裁制?

8.      宪政民主制后来为什么能在台湾取得成功?

9.      大陆的终身一党制为什么会演变成限任一党制?

10.  限任一党制的中国模式为什么能持续了近30年,还能否持续下去?

 

       一个政权崩溃后,新政权可能依然采用新的或旧的政权制度,所以政治崩溃包括政权崩溃和政权制度崩溃两种情况。政权崩溃和政权制度崩溃都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非常清晰,但却由于某些细节迷雾或愿望冲动而变得模糊不清。一个政权为什么会垮台呢?通常的回答是:因为这个政权不得人心,或者,因为政权不得人心而遭到反抗。但是,这样的“传统智慧”却是有问题的,这种思路反映的是政治愿望而不是政治真知,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心从来就不是一致的,人心不仅分立和多样,分立多样的人心也有繁杂的个人排序和总体排序,即便在人心大体一致时,人心因素也不是政权崩溃的最关键因素。

细节迷雾或愿望冲动害怕的是逻辑分析。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指出,政治崩溃的规律非常浅显,只要我们抛弃细节迷雾和愿望冲动的圈套,就能够很容易地理解问题背后的本质。用英籍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简单地说,解决难题往往不是因为找到永恒的答案,而是因为发现了新的视角

对事物本质性的认知一定是实证性而不是规范性的,规范冲动必然会干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实际上,政治崩溃的规律如此清晰,以至于本书似乎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看法,也好像没有作出什么理论上的创新,而仅仅是把人们已经知道的事实组合成一个整体而已。如果重新组合也能算是一种贡献的话,本书就是对这个“事实组合”或“事实整体”的表述。

       关键之处只有细小的差别,但结果却会因此而截然不同。理论创新如此,人对规律的认识也是如此。人与黑猩猩的基因大约只有1%的差别,但两者能力发展的结果却迥异。这个对比曾经被用于想象某种外星超智慧生命,如何可能大大超乎人类的理解范围;但人与黑猩猩的差别,可以被归结为大脑充分发展的人能不断地追问原因,并具有其它动物所没有的抽象能力和解释能力。抽象能力使人与动物的区别从“意识”的差异变成了“知识及其复制叠加”的差异,人类从而能获得一种英国量子物理学家多伊奇所说的“无穷的开始”。认识规律就如同宗教信仰那样,正是人类追问原因和抽象解释的能力充分发展的结果。

1883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写给她孙女海塞公主的一封信中说:“我很真诚地提醒你,不要试图寻找每件事的起因以及解释。试图找出每件事情的起因是很危险的,会导致找不到任何东西却只有失望、不满意、内心不安,最终是悲惨的结果。”但是,人类从来就不怕这种悲惨结果,寻因是人的本性,因为不确定性是人类的本质规定,人类为此不得不追寻起因及解释,以便获得自己的行动指南。寻因的欢乐结果永远足够压倒悲惨结果,认识规律不仅是因为规律有用,也是因为规律包含人类的认知本性,是有限对无限的一种头头是道但却非常脆弱的把握,但人类的这种脆弱却是一种“必要的脆弱”。一切的振振有词可能只是假说与猜测,问题只在于哪一个假说与猜测更有说服力。

所谓规律,说的是诸多重要因素中那个最重要因素的一般规则,这个最重要因素能够强化其他因素,从而共同决定事物发展的趋向。发现政治崩溃的规律,同样要求抓住诸多重要因素中的那个最重要因素。当然,这里所说的规律不是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但它依然是一种类似于“市场规律”那样的、从“贯通性概括”上升到“贯通性规则”的规律,是一种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确定性。质疑规律存在的人满足于“贯通性概括”,但象“价值规律”那样在人类历史中一直起作用的“贯通性规则”却不会因此而消失。

本书的分析从“中国史论”和“制度史论”两个方面展开。从“中国史论”的角度看,迄今为止,似乎还很少有人用自己的原创理论对整个中国历史进行完整解释。运用外来理论去解释中国历史的,主要有郭沫若的“五阶段论”、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循环论”、金观涛的“超稳定系统论”和吴稼祥的“多中心治理论”。另外,对中国历史提供部分理论解释的还有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论”、孟德斯鸠和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钱穆的“非专制论”、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吴思的“血酬史观”、牟宗三的“政道-治道论”、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柏杨的“王朝瓶颈论”、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和福山的“科层-法治-问责论”。

              从“制度史论”的角度看,现代制度经济学里有六大逻辑:布坎南的“公共选择逻辑”、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卡普兰的“集体信仰逻辑”、梅斯奎塔的“政治忠诚逻辑”、诺斯的“开放机会逻辑”、阿塞莫格鲁的“包容体制逻辑”。似乎可以说,中国史论方面还缺乏实质性和有说服力的原创理论,制度史论方面也缺乏一个有一般解释力的“政治崩溃的逻辑”。

     本书包含了一个相互支持的双重任务:一是用中国和英国的政治史去阐释“政治崩溃的逻辑”,确立一种解释政治崩溃的一般理论和一个政治史比较的解释框架;是用包括政权和政权制度在内的“政治崩溃的逻辑”去解释中国政治的兴衰,从而完成对中国政治史的重新解读。

本书的政治崩溃的逻辑”包含了五个具体的理论内容:政权主体论、统治商数论、限政商数论、政治博弈情景论、制度文化挑战论。按照副题“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的字面含义,本书将从制度与文化的视角,用“政治崩溃的逻辑”去发现和解说中国历史的兴衰演变规律

本书关于政治崩溃原因的“组合逻辑”包含八个环节(见第六章,制度文化的定义见第三章)。这些环节并不特别复杂,更谈不上神秘。未发现整个逻辑及其各个环节如何环环相扣,这与其说是因为缺乏认知能力,还不如说是因为缺乏认知愿望。找不到政治崩溃的真正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总是让生动故事和价值愿望压倒了认知愿望。价值愿望考虑的是立场、人心和对整体人心的想象,可认知愿望不这样考虑问题,认知愿望不让价值和立场的考虑影响认知的考虑。

真知更可能来自于认知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冷酷实证”分析。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史更具有普遍性,但诗人和史家用的是不同的逻辑,借助艺术气质很难发现社会规律,用烂漫诗句所发现的社会规律也往往只是美好愿望。在这种愿望里,烂漫气质能够有助于想象如何去缩短和减轻社会的阵痛,但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微妙往返的才是道。一个规律如果真的是规律,人们在违反它或缩减其影响时,必定还是在遵循它。真正的社会规律必定是“认识到但被决定”,否则,人们就会按照利害的考虑把规律消除掉。如果发现社会规律时只感到兴奋不已和跃跃“可”试(如误把“有计划按比例科学发展”的愿望当成规律),被发现的就一定只是某种想要却没得到的价值愿望,不是不想要也会起作用的社会规律。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对中外历史的叙述局限在常识的范围内,对于有争论的问题尽量采用被普遍接受或新近的观点;本书对历史的“事实考证”毫无贡献,它侧重的是对历史的“逻辑考证”,是融政治学和制度经济学于史学、把政治学和制度经济学历史化,从而把经验概括上升到因果规律的实证分析,也即是在被历代史家耕垦了无数次的历史田地上发现一个从未被开辟的全息空间的尝试。

研究历史不仅在于对事实本身的纪录和辨正,更在于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和解读。实际上,甚至包括纯粹的原始记录在内,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在“以论带史”,因为记录和解释都不可能不包含任何方法、假设和价值偏向,问题只在于方法、假设是新是旧以及价值偏向是多是少,也正是这个原因,史家们往往发现,史料多反而容易导致史实乱。但是,把历史揉进现成理论(如“五阶段论”),与对自然展现的历史进行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依然非常显著。

近代以来,西方的历史哲学从“历史的哲学”转向了“历史学的哲学”,研究的热情已经从历史规律转向了历史认识和历史叙述,并把历史“超验神秘化”的危险(包括黑格尔、斯本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的直线论或兴亡论)部分转变成了把历史“繁琐碎片化”的危险。希望本书对历史的因果分析和“逻辑考证”,能够有助于避免这两种危险,同时有助于摆脱中国史学的“历史循环观”。

史学里有“历史进步论”、“历史批判论”和“历史发生论”的不同偏向,本书显然侧重于“历史发生论”,它对“现实如何”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应该如何”的兴趣。所以,本书不讨论人们应该如何避免政治崩溃。对社会变迁来说,理想观念的力量是强大的,这种力量导致很多人把精力都放在借鉴和改造上,但本书在解答问题时,更多的是把重点放在本能观念上。本书力图证明,对于社会改造来说,本能观念比理想观念的力量更大,这也是不同社会的表面不断趋同而本质却持续趋异的根本原因

历史象一条长河,河面上充满了花枝招展、引人注目的浪花,但那些深沉的支配力量,却只有借助制度文化微观分析的显微镜、加上制度文化宏观分析的望远镜才能显现。从制度文化对历史的因果分析和逻辑考证,就是要让历史装上本来就是属于它的翅膀。

1982年经济学诺奖得主斯蒂格勒,在讲自己的个人体验时说:如果你说自己是物理学家,听者会回应“物理学我不懂”,于是不再说下去;但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听者会回应“经济学我不懂,但我认为…...”,接着会滔滔不绝大谈起来。这个故事的含义是:人们很容易对政治经济表达愿望,但对物理化学表达愿望就难多了;政治经济方面的意见可以更多地诉诸愿望而不是见识,物理化学方面的意见对见识的要求则高得多。这里要说的是:其实,政治经济也存在一些接近物理化学的规律,人类因为夸大自由意志而不太愿意承认社会规律的存在,但人类并不可能因此而逃脱社会规律的约束。

图书信息: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75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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